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苦难，已被我们反复倾诉和宣泄；我们这一代人内心的伤痛和愤懑，已激起了世人广泛的关注；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历史和社会的质问，已一次次公之于众；然而，临近20世纪末，我们这一代人，是不是能够低头回首，审视我们自身，也对我们自己说几句真话呢？
——张抗抗《无法抚慰的岁月》
没有了《孽债》、《啊，老三届》、《中国知青事典》这样的力作，只有知青名人们私语性的个人回忆录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距今不过三十年，而今年大批出炉的知青图书却已经让历史变得模糊不清。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主任、《中国知青史》责任编辑马晓光指出，造成知青图书现状的，一是知青作者本身挥之不去的自恋情结，二是确实有人打着知青的幌子赚钱。这可以说是危及知青图书生存的两大误区。
只要稍作浏览便不难发现：知青名人们掌握了知青话题的话语权。在他们的笔下，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被简化成人与艰苦环境的斗争，成为个体生命不可多得的磨炼和际遇。
他们立论的基础是个人的成功，而他们的成功恰恰是知青群体命运的例外。66届初中毕业生、《又说“老三届”》作者张凯坦率地说：“据我所知，知青中绝大部分人的生活处于很一般的水平，相当一部分还在为住房、子女、甚至为户口和找工作而奔波。”但是他们没有掌握话语权，沦为“沉默的大多数”。
知青图书作者的结构偏向决定了它所提供的历史图景是失真的。出版者之所以把眼光集中在知青名人们身上，而有意无意忽略知青主体和上山下乡运动本身，表明他们看好的是名人的市场号召力，而并不着眼于梳理历史。更为关键的是，知青名人们在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之际，纷纷以自传性文体发言，不仅缺乏深刻思想内涵和历史份量，连对历史的再现也局限在了一己的经历中。如果说“有一百个读者就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”，那么每一种人生经历都会透析出不同的历史图景。而谁来告诉下一代一段真实的知青史呢？这恐怕是对当前众多知青图书的一个最尖锐的诘问。
中国社科出版社李炳青编辑指出：“知青图书要提高，必须由主观走向客观、由自我走向宏观、由高歌或控诉走向自省。”
《中国知青史（大潮）》作者、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刘小萌强调，绝不能从个人得失的角度来评介这场运动，而应上升到1700万知青群体的命运、国家社会的历史进程这一高度来认识。他认为，大部分知青至今仍承受着运动的历史震荡，在这一背景下，成功者们缺乏理性思考的回忆只构成喧嚣。
知青图书宣泄过对摧残青春的控诉、高扬着青春无悔的大旗、展示了历史表层的个人感受。有识之士提出，在当年的知青即将步入“知天命”之年时，他们，尤其是掌握话语权的知青作家、知青名人们要有正视历史、反省自我、说真话的勇气。
可喜的是，戳穿“皇帝新装”的孩子已经登台：知青作家张抗抗最近就撰文指出：“说什么‘青春无悔’——一个人、一代人所牺牲和浪费的整整一生的时间和生命，竟然用如此空洞而虚假的豪言壮语，强颜欢笑地一笔抹去吗？这才真是属于我们一代人的悲哀。”在知青图书总体的喧嚣中，也非常难能可贵地出现了《中国知青史》、《又说“老三届”》这样静心思考的作品，它们的作者都是知青。《又说“老三届”》责任编辑冈宁说，编辑这本书，是为了揭示以“老三届”为代表的这一代人的缺陷和弱点，以期帮助这代人，尤其是“老三届”对自己有一个客观的了解，以使他们能够理性而非情绪化地、现实而非虚幻性地解决自身的问题。
冯骥才在《一百个人的十年》里写道：“终结‘文革’的方式，惟有彻底真实地记住‘文革’。”对知青图书，作者和出版者都应该有这样的态度。
